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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赓与厦门首次市政建设

A-A+2013年5月22日17:12新浪博客 评论

  林国赓与厦门首次市政建设

  清中叶,厦门岛西南部的住宅区主要集中在厦门城外的北门外、外清山麓、同文顶和凤凰山、虎头山、山仔顶(今思明西路山仔顶巷)至涂崎(今大中路土崎巷)、岐山(今大同路土堆巷至开平路一带)等处。随着人口的增加,岛民开始向大海要地。到清末叶,厦门城西南原先沟渠纵横的滩涂横七竖八地搭盖起“帮皮仔厝”(闽南方言,意为用带有树皮的劣质木板搭盖的房子)、石头屋;筼筜港的支流蕹菜河被截流建房,成为蕹菜“湖”;洪本部、神前港、港仔口、岛美路一带向海滩夺地建房,使得码头向海中延伸出一里多;厦门城东的双溪和城南的霞溪两岸,成为人口密集的住宅区;厦门城西门外关隘内的排水沟(俗称大沟)两旁,也建起房子;原先的双连池、月眉池更是见屋不见水。在这片居住区中,房屋的建设可以说是毫无章法,市政设施的建设更是一片空白。

  一位美国归正教牧师是这样描写厦门的街道的:“街道狭窄弯曲,石板罅裂,可以直接看到下水道。它迂回、扭曲、下降、上升,最后不知其所止……在厦门没有一条直的街道,除了扭曲外,它们中间有一些还被狭窄恶化。厦门有的街道如此狭窄,以致你无法打开雨伞走路。”当时的厦门被称为“宽”的道路,一般有十至十二英尺(一英尺折合零点三米),最宽的有十五英尺,即便在这样的地段,“街道车水马龙,摩肩接踵,行人稍不留神就会受推搡。”这位牧师总结道:“在这里,我们目击古怪的情形,耳闻奇怪的嘈杂声。通过弯曲与极端狭窄的街道,登上石阶,穿过泥污……你简直想不到这些街道是多么令人发呕。”

  进入中华民国时期,情况仍无好转。直至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还在对厦门城外的“臭水塘”即蕹菜河以及镇南关外成片的“荒冢”表示深恶痛绝。

  然而,到1933年,厦门市政建设“突飞猛进”,市区面积由三十七万平方丈扩至一百二十万平方丈,马路、新区、公园、堤岸、市场、码头、公墓、文化娱乐场所、公共卫生设施一应具备,成为“东南数省之冠”。

  说起厦门20世纪30年代前后这场变化,最不应该被遗忘而常常被遗忘的人是林国赓。

  林国赓,字向今,福建闽侯人,1903年毕业于广东水陆师学堂,1905年公派到英国格林维基海军学院接受现代海军教育,1909年学成回国,成为海军骨干。1917年在海军驻英国使馆任职,后出任驻日本公使馆海军武官。1922年回国,在海军署任职。1924年任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同年10月,因为司令杨树庄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漳厦海军司令部实际上由林国赓主持。北伐战争后期,海军易帜。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漳厦海军警备司令。

  在林国赓指挥的海军进驻厦门之前,厦门的地方当局和士绅就策划过一次城市改造。

  1920年6月,厦门士绅组织成立厦门市政会,林尔嘉任首任会长,黄世金任副会长,洪晓春、黄奕住等二十九人为会董。厦门地方政府相应成立市政局,思明县县长来玉林任市政局委员长,公安局局长任会办,厦门道道台陈培锟任督办。市政会为民间议事机构,市政局为政府办事机构。

  市政会和市政局成立后开工的第一项工程,是修建从提督路头至浮屿的马路。由于是厦门兴建的第一条马路,故取名开元路。开元路设计全长七百米,马路宽九点一米,两旁楼房为上楼下廊的“麦加顿”式,两廊人行道宽均为二点四米。这项工程于1920年12月动工,由于资金不足,加上屡遭外籍商户、台湾浪人的阻扰,屡屡改线,直至1927年才完成混凝土路面的铺设,整整耗费了七年时间,而且被讥为“水蛇路”。而其他区域的市政建设,根本无从着手。

  林国赓介入厦门市政建设后,成立的第一个市政建设工程机构称为堤工处,专门负责建造厦门岛西南沿海的堤岸。在此之前,吨位稍重的军舰进入厦门港,受到潮水的制约,在低潮和退潮时只能停泊在深海区,再通过小船接应,效率和速度根本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鹭江道第一段堤岸建成后,满足了军舰全潮候靠泊的要求,得到当时的海军部司令杨树庄的高度赞赏。林国赓将建设现代港口城市与缔造现代海军基地结合在一起的思路,也得到杨树庄的大力支持,建造中山公园的动议就是杨树庄提出的。

  1927年5月,福建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省、县二级地方政制,厦门道被撤销。此时,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兼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在杨树庄的支持下,林国赓出任厦门市政督办公署督办,全面介入厦门市政建设。

  林国赓重新整顿厦门市政会,作为市政建设的执行机关,下设路政处、堤工处,负责市政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林国赓启用了两个人,一是任命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科主任黄开宗为法律顾问;二是任命曾在广州、汕头、漳州等地主持城市改造的奇才周醒南为市政会、路政处、堤工处的会办。这两个人堪称林国赓开展厦门城市建设的左臂右膀。

  民国二十年前后的厦门,是一个已有近百年历史的通商口岸。到这个口岸来捞天下的外国籍民、日籍台湾浪人,并不全是良善之辈。而驻厦门的各国领事馆的官员,也早就习惯了胳膊肘不往外拐的工作作风。厦门城市建设尚未动工,一些外国籍民、日籍台湾浪人就开始兴风作浪,企图大捞一把。英、法、日驻厦门领事馆的一些官员凭借外交强势,对城建事务横加干涉。林国赓深知,这一脚要是踢不开,厦门城市建设就可能沦为空谈。在法律方面堪称满腹经纶的黄开宗,引用欧美的做法,对洋人的刁难逐一加以驳斥。由督办公署起草的《改革市区向各领馆抗议文件》、《复法领署拍卖籍民宋两仪园地理由函》、《至交涉员收买日籍民房可照陈前督办商议办法为根据函》等文件中,无不以事实为依据,博征旁引中外法律条文。文件中诸如“无论何国籍民,均与华民同照市会定章办理,不稍歧视”,“不论华民、侨民,均定价收买,尤无非法之可言”,“唯吾国开辟马路,效法欧美。商人而在他国商埠反对路政之进行,凡稍知自爱者,当不冒此不韪之名”、“中山、大同两路,本会开工在即,势在必行。督办公署函转英领要求各条件,亟应逐条驳复,据理力争。如英领再为抵抗,阻扰进行,定有对付办法”……此类章句,至今读来仍令人有理直气壮、荡气回肠之感。这大概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官员在与西方列强对话时发出的最为强硬的声音了。

  当然,任何外交都必须以实力作为后盾。1928年,为了开辟大同路,西门外观音亭至史巷路头开始全线拆迁。一些外国籍民事先放出风声,宣称不惜使用暴力阻止拆迁。林国赓果断派出海军陆战队,对全路段实行全面控制,保证了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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